1915年5月5日，外务省发送编号为“机密合送第67号”的电报，向驻华各使领馆下达指令，命其调查有关外国人在华运营的公共设施，内容如下。

位于贵馆辖区由外国政府或外国人（含我国国民）运营的公共设施，如教会及布教所、医院诊所、学校、感化院及救济机构、农工试验场等，请按照如下条项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

其实这并不是日本政府首次调查中国的公共设施，早在8年前的明治40（1907）年，就调查过“公私立医院与诊所、医学校、工业学校、理化学校、农工试验场的名称与所在地”。之后又调查过八次。

但1915年的这次调查与之前的调查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之前的调查只是调查某一类公共设施，比如大正3（1914）年的调查限定在教育机构。甚至还有一次的调查进一步限定到具体的教育机构——“香港大学、青岛高等学堂、金陵大学、武汉大学”。而此次调查是所有的公共设施，可谓罗掘俱穷，靡有孑遗；2，之前的调查比较简略，比如大正2（1913）年的调查只要报告“医院、医学校及药房的名称和所在地”，类似于一个清单，而此次调查如下所述，内容极为详细；3，之前的调查不够全面，往往限定于一隅，比如明治41（1908）年的调查限定在北京，明治44（1911）年的调查限定在长沙与沙市， 另一次明治44年的调查限定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辖区。而此次调查的指令下达给所有的驻华使领馆，面向整个中国。

而且，外务省对此次调查极为重视，除了训示各使领馆：“在此之前已经报告过的内容，此次也一并提交”，力图使此次调查结果完整齐备。此外，还罕见地规定了调查目录，其具体如下。

名称（母语名称及中文名称）及所在地

开办的时间、目的及工作内容

开办者、出资者、负责人、运营者等主要人物

组织（学校的话，包括课程、分科、修业年限等）、规模（比如职员及信徒、学生、被收容者等人员，创办费及维持费的概数等），及经营方法。

五，与中国方面的关系（比如从中国政府处获得的帮助、特权、便利，中国方面出资、捐助等）。

六，效果及其在中国官民中的接受度与影响。

七，如果是个人运营的话，其与本国政府的关系。

从以上外务省指定的调查内容来看，除了公共设施的基本情况之外，如以上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所示，其特别重视该设施与外国之间的关联、在华的影响。

为何外务省在1915年上半年要举全省之力，动员所有驻华的使领馆，调查由外国人在华运营的公共设施呢？外务省下达的指令中并未明载，但我们梳理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窥知其用意。

众所周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加之当时国内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袁世凯和孙中山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争相结好日本，于是日本积极扩大在华权益，甚至当时势力较大的黑龙会提出日本应独占中国。当年8月，其强行派兵接收了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的租界地，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带。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双方于2月2日开始正式谈判。5月9日中方表示同意其大部分内容，并于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

外务省是日本方面此次谈判的具体实施者，5月5日虽然中方未明确表明态度，但双方已经谈判了100多天了，中方的基本立场外务省可谓知之甚详。在此次谈判大局已定，日本攫取了相当权益的情况下，负责中国事务的外务省接下来将面临两大难题：其一，中国民众对该丧权辱国条约的反弹与批判；其二，西方列强对此的不满与干涉。

我们谈论近代由外国人在华运营的公共设施，“庚子赔款”不可忽视。诚然，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前，近代西方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也兴办了一些教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但庚款的赔付及返还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1908年美国宣布将庚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1911年用部分赔款在北平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这不仅缓和了来自国内外的批判，增加了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还牵制了他国扩大在华的权益，可谓一石三鸟。随后，法国、英国等列强亦步亦趋，将赔款的一部分返还给中国开展“文化事业”，兴办各类公共设施，因此此类具有外国背景的公共设施日益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日本并未跟随，直至8年后的1923年方始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法》，开始以这笔赔款作为经费开展“对华文化事业”，并开办各类公共设施。

简言之，当时日本在华开办公共设施可谓零星的个人行为，而与之相对，西方列强在华运营的公共设施不仅历史悠久，数量较多，一部分具有政府背景，而且在当地影响颇巨，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颇受中国人的欢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此背景下，外务省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民众本已群情激愤，而对中国民众有一定影响的这些外国公共设施是否会秉承母国政府之意旨，火上浇油，煽动并支持大规模的反日活动，从而阻扰日本在华扩大权益或独占中国。事实上，日本政府的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比如4年后的五四运动之中，暗助中国人开展排日运动的就有美国人。因此，此次调查对各国在华公共设施与母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关注。

外务省此次调查的第二个目的是目睹各国在华公共设施效果不错，颇受当地中国人的欢迎，弄清其组织结构、经费来源、人员组成、业务范围等，为今后自己的效仿打下基础。如上所述，1923年日本正式开展“对华文化事业”，兴办了包括上海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很难说与此次调查无关。

当然，外务省通过此次调查，全面掌握在华外国公共设施，可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更好地制定今后对华政策，亦是目的之一。

本论丛主要分为两卷，第一卷主要是外务省下达的指令及日本驻中国北方地区五座使领馆提交的报告，第二卷主要是日本驻中国南方地区五座使领馆提交的报告。其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十大使领馆提交《外国在华公共设施调查报告》一览表

本次收录的日文档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城市史的角度，即从城市发展的视角讨论，探讨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外国因素；二是慈善史的角度，可以讨论中国慈善事业近代转型中的外国因素。

此外，本史料勾勒出1915、1916年中国社会的片段，对了解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民间的中外交往有一定的帮助。对医疗卫生史、教育史、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等领域的研究亦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