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近代西洋中国研究文献彙编》
书 名: 《汉译近代西洋中国研究文献彙编》全50册
I S B N: 9789887624844
编 著: 本书编委会
出版社: 蝠池古籍
装帧开本: 精装 1/16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
定 价:59800.00

汉学研究是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汉学开始成为国际性学科,提到西方汉学,不得不提利玛窦。作为西方汉学第一人,利玛窦的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西方汉学的基石,在利玛窦看来,传教士来华若不精通儒家经典,绝不会有什么收获。海外汉学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其研究不仅仅是记录、报告,而是有所创建,分门别类,以不同的研究范式进行考察,既有宏观把握:如侧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价值的传统汉学及侧重结合中国现实情况的现代中国学,又有微观细致的探索:如敦煌学等。

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海外汉学的发展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后,一方面清政府丧权辱国,大片土地被割让,另一方面客观上形成中外交流日趋频繁,中西文化交流开始起步,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继续沿用明末清初时期“学术为媒”的方法,以达到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目的。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只有将西学翻译成中文才能在社会大众中传播,才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西学文献的大量翻译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直接相关。梁启超认为中国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翻译出版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媒介,其对题材和语种的选择,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变化。

西方传教士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特别是在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翻译以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为主。1850—1899年,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书数量占到70%;从译书语种来源看,译自英国的书籍占50.5%,美国的占14.5%,日本的占15.1%,这一方面反映了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的重点在科学技术层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世界的发展格局,即英国作为世界霸主,也成为中国学习的优先对象。

      19世纪末期海外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汉学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民国时期诞生了大批翻译家,将大量海外汉学文献翻译成中文,推动了中西学术交流,拓宽了学术界研究的视野。

以中西交通史为例,中西交通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欧洲学者在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奋起直追,冯承钧(字子衡,1887—1946)可称得上是其中的杰出者。冯承钧潜心中西交通史、中国边疆史研究近二十年,翻译出版的史地学术译著单行本超过四十种,加上发表的诸多论著及学术论文,可谓著作等身。其翻译作品主要以法国汉学家的学术书籍为主,有多桑的《多桑蒙古史》、布哇的《帖木儿帝国》、沙海昂标注的《马可波罗行记》、沙畹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等等。其所译多为专业学术文献,几乎每部书都遴选出最合适版本,并结合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加以校勘,以“钧案”的形式订正原文之误,注释中除包含有文字、时间的校勘,词句的释文外,还补充有详细的考据。他的翻译成果为当时中西交通史、元史和宗教史等学科引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国内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把冯承钧列为中西交通史史籍翻译方面贡献最大者。冯承钧与向达、张星烺等几位先生一起作为开拓者,为中国学术界的西学翻译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公司以对历史文化文献的充分挖掘为目标,在学者专家的指导下,编辑完成了近代汉学译著文献汇编这一专题,收录汉译西学经典文献百余部,力求反映当时学术界对于西学的认识和了解,作者中不乏名家,如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多桑、瑞典的斯文赫定等,译者中同样也汇集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如冯承钧、向达、张星烺等。这些文献对于了解我国学术发展历程的脉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海外汉学迅速、全面、多元化的发展,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无裨益。从文化交流层面上,通过对汉学的研究,使我们能从他人眼中更清醒、全面的认识到自身,进而进行调整,以更积极有效的措施,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学术研究层面,通过梳理海外汉学的发展轨迹、发展模式及研究范式等,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其次海外汉学作为西方人所建构的关于中国的学问,丰富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具有相对的客观性,不少域外汉学著述的史料丰富且多为一手,在中国学术界看来这亦是其价值所在。例如,斯坦因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伯希和的《敦煌石室访书记》、汉丁的《新疆古城探险记》等著作都属于第一手资料。从总体上看,这些西学文献的翻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我国社会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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