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的独立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件大事。而外蒙古的独立又掺杂了太多的沙皇俄国和前苏联的因素，可以说没有沙皇俄国和前苏联的介入就没有外蒙古的独立，也就没有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外蒙古的独立不单单是外蒙古地区脱离中国走向独立，而是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蓄意侵略。

自十七世纪起，沙皇俄国开始逐步向东扩张，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北方大面积的国土。同时通过收买王公贵族、扶植亲俄势力等活动，对外蒙古进行侵略和渗透。早在1854年，俄国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其“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华帝国的意图行事”一文中指出：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允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11页，东正教出版社，1891年出版）。二十世纪初期正值中国政权交替之际，对边疆地区无暇顾及，沙皇俄国便乘虚而入，特别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侵略在中国东北受阻之后，更加变本加厉，一方面从经济上开展对外蒙古地区的渗透和控制，沙俄政府派遣大批商队赴外蒙古地区开展贸易，1910年常驻库伦的俄国商人就达到三千人。另一方面利用文化进行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宣传，笼络蒙古各阶层民众的民心，煽动民族分裂，培植亲俄势力。1911年7月，在沙俄的策动下，外蒙古部分王公贵族受俄国人挑拨更密谋“独立”，并请求沙俄“保护”，沙俄遂派出大批军队进入外蒙。辛亥革命爆发时，沙俄乘清政府无力顾及外蒙之机，唆使外蒙王公贵族宣布“独立”，于1911年12月11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国”。沙俄一方面唆使各地王公支持“独立”，另一方面大举增兵库伦，并与外蒙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成为外蒙古内政外交的监护国，将外蒙完全置于其卵翼之下。此后，1913年11月5日，沙俄胁迫袁世凯政府与其签署了《中俄声明》，宣称：“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1915年6月7日，沙俄又和北京政府、外蒙古“自治政府”共同签署了《中俄蒙协约》，对《中俄声明》的上述内容进行了确认，于是，外蒙古在“自治”的名义下，实际上变成了被沙俄保护的附庸。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从建立东方缓冲地带，确保其国家安全需要的目的出发，继续扶持外蒙古独立，分裂中国。1919年夏，当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时，苏俄政府便于8月3日发布了致蒙古宣言，宣布“俄国人民已废除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蒙古的一切条约，蒙古从此已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此后蒙古的一切行政与法律机关必须属于蒙古人民。任何一个外人都无权干涉蒙古的事务。”应当说这是苏俄扶持外蒙古独立的开始。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后就不敢再贸然行事。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 ，虽历经民国政府的多次交涉与努力，也未能改变外蒙古的状况。即一方面“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上的中国之主权”，并表示同意自外蒙撤军；另一方面，苏军不仅长期不从外蒙撤军，苏联政府反而变本加厉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予外蒙古以支援和保护，并成为其代言人。在这种情势下，外蒙古事实上也已形成了一个国家实体，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难以行使对外蒙古地区的主权。结果，苏联所承认的外蒙为中国之一部分和他尊重在外蒙地区中国主权的法律承诺，完全成了一纸空文。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苏联政府的控制下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有97.8%的公民赞成蒙古独立，外蒙古终于获得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周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蒙古独立的历史，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认识，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中俄关系历史以及蒙古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在其丰富的馆藏文献基础上，选编了有关近代蒙古和俄国历史的部分专题文献，包括中文20种、英文7种、俄文8种和日文17种。内容主要涉及近代蒙古历史、中俄关系史以及俄国与蒙古关系等，文献出版时间均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其中不乏名家之作，如历史学家和蒙古学家陈崇祖所著《近世蒙古史》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蒙古历史的鼎力之作，他的另一部重要文献《外蒙古独立史》还被翻译成日文，于1939年由日本生活社出版。成为研究外蒙古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蒙古交通全图》、《蒙古矿产图》等重要文献。而当时的民国政府外交官姚亚英所著《中俄交涉观》以翔实的资料，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了两国边界的历史与现状，重点阐释了蒙古问题的起源与现状。日本历史学家矢野仁一所著《近代蒙古史研究》和青木富太郎所著《蒙古の民族と歴史》等文献也都是日本研究近代蒙古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与此同时俄国学者的学术论著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研究了近代蒙古历史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生物学家格里高利·艾菲莫维奇·格鲁姆·戈尔日马伊罗（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多次参加探险队深入中亚和中国青海西藏和外蒙古地区收集标本。他所著《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中国西部旅行记）除了地理学和历史方面的记述，还对蒙古族及中国内地人种的起源、历史、血统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民族学家彼得·古德米奇·卡兹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1883-1926期间他曾六次参加到中国西北、蒙古、西藏东部的探险队，收集了当地大量的地理植被和政治形势的资料，甚至还包括这部分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宗教矛盾。他所箸《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ё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 记录了大量的重要的关于蒙古和西藏民族志材料。另一位学者探险家格里高利·尼古拉维奇·波塔宁（Григо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анин）于1876年受俄罗斯地理学会的委托，率领一支探险队第一次进入蒙古。其后他又多次带领探险队进入蒙古、西藏和中国腹地。所著的《Тангу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中央蒙古）对从地理学、人种学以及历史文化等视角对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进行了系统阐述，其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整个蒙古地区（内外）、西北的甘肃、青藏高原东缘地区。而英国学者艾斯考夫—巴里所著《With The Russians in Mongolia 》（与俄国人在蒙古）一书则系统阐述了近代蒙古独立的发源与发展，以及俄国在其中的作用，该书于1914年由英国伦敦的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并于2009年由Kessinger 出版公司重印出版，是一部研究近代蒙古历史的鼎力之作。

综上所述，有关近代蒙古与俄国研究文献的整理和汇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信实的基础材料，也为了解周边国家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