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研究内容丰富，官修私撰史料素称浩繁，如何梳理资料对研究者是极大考验。本编以文集为主，兼收诗文集；纯诗词歌赋此处略去，留作文学史料另行刊布。明人文集分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内容广泛，包括当政者的意见、见解、做法、政绩等等。体裁有诗、词、歌、赋、散文、记叙文等。其中如奏议、信札、传纪、墓志铭、家乘、典制考释、地理民俗等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明人文集数量繁多，内容庞杂。据《明史·艺文志》所载，明人文集超过千部，近二万卷，另据《千顷堂书目》著录，有五千多明人文集，此外尚有漏而未收者。即便经过禁毁、轶失等，存世的数量仍很可观。这些文集与官书、正史、档案不同之处在于私人撰述秉笔直言，较为真实。由于许多文集作者担任过某地或某方面的官吏，所以他们就具体某地、某事所记所议，往往比官书要具体、深刻，可补正官书或正更的某些不足或错误。这对印证明代官方史料，研究明代历史，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明人文集受作者眼界、地位局限，所议不少失之偏颇，有局限性；文集的大多数重文轻史，这与直接的史料有所区别。总之，明人文集与档案、方志一样，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其史料价值应当受到重视。

明人文集形成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时期社会环境对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明史·艺文志》所载，撰于洪武、建文两朝的文集有140余种，其中不乏影响较大者。

永乐以后，明朝文风渐趋沉闷，文集成为官僚地位的象征，在此时期著录的50余种文集中，以杨士奇《东里集》为代表的阁部大臣之作，成为当时文集之主流。此外较有影响的文集，有太子少师姚广孝的《逃虚子集》及《明史·艺文志》中未录的《逃虚类稿》六卷等。

洪熙、宣德两朝，文集仅20种，较永乐朝而不及，成为明人文集的低谷。明朝禁锢文化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宣德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这时候的文集中既保持了永乐、宣德以来的身份特征，同时开始有一些名流、才子以及下野官吏的文集先后问世，文集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在50余种文集中，包罗丰富的内涵，明人文集开始摆脱了那种官僚气，成为所有文人士大夫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

这种变化的直接作用是明人文集在数量与范围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从成化到正德五十余年间，可考的明人文集已达200种左右。从数量上，已经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相埒，著作者的范围则更远，非前所能及。

到弘治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愈发明显起来。弘治初期因为孝宗与身边一批儒臣发起的整顿而暂时有所收缩，但是到弘治中期以后，这种收缩便不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所谓明朝中叶才士的傲诞之习，便是以此为发端的，这种风气自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明人文集当中。像祝允明、桑悦、唐寅等人，虽然未曾入仕，但均有文集行世。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取士的日趋成熟，入仕必由科举，一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将乡、会试三场试卷，亦多收入文集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气，丰富了当时文集的内容，并且为嘉靖、隆庆以后的明人文集开创了先例。

嘉靖以后，进入了明人文集的高峰期，《明史》中将其分为嘉靖、隆庆和万历以后两个时段。从这两个时段明人文集的数量看，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左右，均近400种。这一时期，由于明朝人在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文集也进一步由官僚化走向了名流化。大多数文集不再是政治地位的炫耀，而是更加追求文人士大夫的本色。

各个时期的文集因作者不同身份、立场不同而多有侧重。霍韬、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是政治人物与当时军政之关系；王艮等人则反映了泰州学派等学术思潮；顾宪成、张采等是晚明党社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的文集中带有浓厚的时政色彩；王世贞等人的文集则是明代史学的代表；还有袁宏道的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的竟陵派等文学流派；汤显祖的文集体现了一代传奇戏曲创作与反道学的思想。

应该看到，明人文集皆属私人著述，举凡王朝政事、典章制度、经济生活、社会风俗、文人唱和、诗文酬答、书牍奏对、官员履历、对外关系、民族往来，宗教民变等等，内容庞杂。因作者身份不一，有在任政要大佬，有下野失意官僚，有居家乡绅，有寒士贫儒，彼此立场有很大差异；或庙堂水火，互相倾轧，所记内容，人各为说，避讳攻击并陈；也有囿于经历见闻，彼此抄袭，辗转相因，缺漏致多；还有为应付科场时政试卷，“书肆刊本盛行”，杂滥不精。因此，必须充分占有资料，经过梳爬剔离，然后才能辨真伪，定是非。

依出版顺序,本辑为第九辑,主要为万历朝后期的明人文集，共收录了三十八位明人撰写的四十四种文集。

本丛刊选用优质底本，依原貌影印，为研究者提供原始素材，影印出版。不求越俎代庖，只愿取信读者。